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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宏亮瞻局丨歼7加速退役,中国空军奏响“青春告别曲”(下)

   “攻防兼备”不容易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空军几乎所有的作战飞机都过时了。除歼-7外,同样基于米格-21平台开发的双发歼-8战斗机开始进入海航与空军服役。尽管仍落后美苏三代机一代,但歼-8已然取代歼-7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战斗机;同时,早已陈旧不堪的歼-5和歼-6仍然大量装备部队。除歼-8外的三种型号战斗机均可归为轻型前线战斗机范畴,不仅缺乏对海对陆打击能力,航程不足也是它们的“通病”,因此很难遂行在南海纵深海域或本国领土外争夺制空权的任务。

不过与歼-6时代专职防空不同的是,歼-7时代的中国空军已拥有一支虽然规模不大亦不甚成熟,但仍在努力加强的对地打击力量。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空军开始批量装备轰-5和轰-6两型战术轰炸机;强-5对地攻击机也几乎同期服役。在图-16基础上仿制的轰-6成为中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重要一环,而其价值又远不止于此——轰-6让中国空军首次拥有了一种相对可靠的大型空中平台,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发展出诸如加油机、电子战飞机等专用特种飞机。这些飞机完善了中国空军的装备结构,在今天看来意义十分重大。

强-5对中国空军而言则更多是一份惊喜。对于长期缺乏专职武装直升机的中国陆军来说,这款廉价、低速、简单可靠的攻击机几乎是唯一可以指望的空中支援。苏军在阿富汗和美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经验也表明,这类机型的实战价值往往是被低估的。

强-5系列攻击机1968年开始批量生产,直至2012年10月25日才交付最后一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空军近地支援的支柱。70年代时,为对抗北方强邻恐怖的钢铁洪流,强-5还发展出可投掷战术核武器的型号。

尽管如此,当时中国飞行平台的整体落后是难以回避的事实。而且,无论是强-5、还是轰-6,它们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远程精确打击弹药,其攻击行动仍需飞到目标上空,再向目标投掷非制导炸弹,这跟二战时的攻击模式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如果面临强大对手,这类作战行动的突防成功率极低,且必须有战斗机全程护航,但此时中国空军的“当家花旦”歼-7却对此无能为力。

“和平鸽”的功勋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美国对华新一轮制裁开始,在特殊的大国博弈背景下,中美关系迅速解冻,并发展成携手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歼-7家族的部分新成员加装了西方航电设备,中国空空导弹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从歼-7Ⅱ开始,该型机开始安装雷达和较完善的航电系统,使中国空军真正具备了昼夜全天候作战能力。后来夭折的歼-9,以及上世纪80年代末的超-7计划更能令歼-7脱胎换骨,然而这些可能让中国空军提前拥有准三代空战能力的项目最终都没能开花结果。

好在历史给了歼-7机会,也给了中国空军机会。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空军开始明确要求向“攻防兼备”转型,与此同时,国内政治情况趋稳,引进、学习、消化西方先进技术的大门已经打开。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如果抓住机会,完全有可能实现从苏式技术体系向以“苏西结合”为基础的新技术体系(暂且将之称为“中式体系”)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支进攻型空中力量。

“超-7轻型战斗机计划”最初于1988年提出。迈入80年代的巴基斯坦空军深感其战斗机主力型号老旧,因此在引进美国F-16战机的同时,希望凭借中方的力量研制一种低档配置且较为先进的战斗机,而中方同样存在类似需求。因此,成飞与美国格鲁曼公司签署协议,打算在歼-7M的基础上通过大改联合研发“超-7轻型战斗机”。虽然合作后来无疾而终,但项目却催生了“枭龙”这一经典。

然而,“攻防兼备”这一目标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才基本实现。

虽有遗憾,但我们仍然必须对歼-7和它的时代充满敬意——中国在它身上真正掌握了一整套包括机体、武器、航电、人机界面、生命保障等在内的复杂战斗机系统的基本研制原则和方法;我们通过从涡喷7到涡喷13等歼-7配套发动机的技术攻关,逐渐将涡喷发动机的性能潜力推到了极限,为之后研制涡扇10奠定了基础;我们还透过歼-7基本摸透了三角翼的气动特点,让中国三角翼的传奇在歼-10身上继续传承;我们更让歼-7走出国门,在竞争惨烈的国际战斗机市场上保留了“中国制造”未来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歼-7的一系列升级,成就了除沈飞外的另外一家战斗机研制企业——这家企业后来拿出了歼-10和歼-20。

在奋起追赶的过程中历练有成的航空工业及相关人才,是中国空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力量之源。

尾声

再辉煌的经典也总有谢幕的一刻。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歼-6如此,如今不可一世的F-22未来也一定如此,遑论歼-7。

中国空军渴望第三代战斗机,渴望能够最终取代歼-7的后来者。当中美军事合作的大门突然关闭时,那个绘制歼-7最初蓝本的国家再次抛出了橄榄枝。

198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内忧外患中的莫斯科迫切希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为此送上一份厚礼——重启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当年9月苏联《红星报》发表了对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的专访,他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米格-29之类的高性能飞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

1990年5月31日,由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国购买苏联武器的工作进入程序化谈判阶段。正是在那次会谈中,中国军人对更先进的苏-27产生了兴趣。在会谈中途休息和进餐的过程中,那些曾在苏联留学的中方领导人与苏方领导人共同回忆起两国并肩前进的岁月。在中方代表团即将回国之际,苏方代表突然向中方转达说:“苏联政府原则上批准出售苏-27。”

1992年6月27日,首批共12架“侧卫”由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吉达机场起飞,经蒙古于当日上午10时15分飞抵中国空军芜湖基地。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对于“侧卫”注定漫长并精彩的中国生涯来说,这是一段新传奇“开始的结束”;而对于歼-7来说,则意味着“结束的开始”。

歼-7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生产与改进都不温不火,一些陈旧不堪的老机型陆续退役,主攻外销的歼-7M则将米格-21平台的性能几乎挖掘殆尽。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及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这一系列真实且残酷的空中战役让中国空军看清了一切:歼-7真的老了,由隐身飞机、精确制导炸弹、远程防区外制导弹药、网络化作战体系构成的新型空中力量让中国空军既陌生又震惊。因此,歼-10与歼-11项目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而当美军已将F-22和F-35为代表的四代机作为发展重点时,中国空军没有再像歼-6和歼-7时代那样犹豫彷徨——歼-20与歼-31的横空出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空军赶超的决心。

2011年1月时任美国防长盖茨访华,“恰逢”中国首架隐形战机歼-20亮相试飞。据新京报2014年对盖茨回忆录的报道,中方曾对盖茨表示,(歼-20试飞)这是预定的科学测试。但盖茨在回忆录中说,我不相信中国人的解释。2009年,盖茨曾放言称中国在2020年前不会拥有隐身战机。

如今,“歼-7往事”即将画上句号。

正是从属于“七爷”的时代开始,中国的天空逐渐告别由机炮与导弹交织的火光,回归平静的蓝——也许这才是对歼-7传奇生涯最好的表彰。

“宏亮瞻局”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王宏亮为澎湃防务开设的个人专栏,力求在兼顾分析的深度和厚度的同时,在前瞻性、敏锐度上更上一层楼,每周一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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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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